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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丹阳在现在的什么地方?三国时丹阳郡在哪儿
还不知道:三国时期丹阳到底在什么地方的读者,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三国是中国历史上精彩纷呈的一个历史时期,三国时期的精锐部队很多,比如公孙瓒的白马义从,曹操的虎豹骑,袁绍的大戟士,吕布的陷阵营和刘备的白耳兵等等,这些是成建制的部队。但是如果问到三国哪个地方的兵战斗力最强悍,那就不得不提天下知名的丹阳精兵了!
丹阳兵
丹阳兵天下知名
三国时期的一代枭雄曹操曾说:“丹阳山险,民多果劲,好武习战,高尚气力,精兵之地。”其实丹阳精兵在三国之前已经名扬天下,西汉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率五千精兵出居延,至浚稽山迎战匈奴。匈奴单于召八万多精锐铁骑围攻汉军,竟连遭败绩。单于当时惊叹道:“此汉精兵,击之不能下。”打算退兵时,有名个汉军告密说李陵军中箭支将尽,且没后援,匈奴才拼死恶战。汉军虽然伤亡惨重,五千军兵仅四百余人撤回关内,但此战令匈奴胆寒。这五千精兵,丹阳兵就是主要构成部分。两汉时代,都喜欢从丹阳募兵。
东汉末年割据形势
三国时期丹阳兵达到了巅峰,曹操在讨伐董卓失败后曾经到丹阳募兵;雄踞徐州的陶谦(丹阳人),最大的凭仗也是手下的丹阳兵,后来有部分丹阳兵跟随刘备南征北战;孙策平定征伐江东,丹阳兵也立下汗马功劳;日后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之所以能擅权专政的凭借之一也和其拥有不少丹阳兵有关;到了三国末期,东吴之所以能在国力远不如魏国下“偏安”,也离不开丹阳兵的死战。诸葛恪曾率四万丹阳兵抵挡魏国进攻,脱去衣甲,只带短刀盾牌冲杀,魏军死伤过半惨败。天纪四年(公元280年),晋大举攻吴。丹阳郡守岑莹率五千丹阳兵,以青巾缚头决死,多次向晋军阵地冲锋,书写了丹阳兵最后的辉煌!
丹阳郡的位置
丹阳在哪
丹阳,指的是丹阳郡。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41年),更秦鄣郡为丹阳郡,郡以境内丹阳县而名。汉治宛陵(今安徽宣城市宣州区),辖今安徽宣城市、池州市、铜陵市、芜湖市、马鞍山市、黄山市,江苏南京市、镇江市句容市、常州市溧阳市,浙江杭州市临安区於潜镇及以西、湖州市安吉县,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如果我们考察这一带的地形,就会发现此地确实是群山密布,耸峙巍峨,连著名的安徽黄山都位于其中。即便是平原较多的秣陵(南京)一带,也颇有山丘缭绕。
崇山峻岭之间
丹阳为何出精兵
丹阳这个地方,幅员数千里,地域广大,大山众多,沟壑纵横,山林茂密,自然环境非常恶劣,而且还很容易隐藏,所以居住在这里的山越民族以及为了逃避朝廷赋税的汉民,长期居住下来钻山越岭,披荆斩棘,还要时时刻刻对抗官府前来抓捕。经年日久之下,他们养成了特别能打仗的习惯。而即便是平原地区的丹阳居民,由于时常与山中的山越民族进行对抗,也维持了果劲的民风。汉人与异族杂居的地区,汉民族的兵法、组织与蛮族的剽勇结合,往往多出果劲善战的勇士。丹阳郡另一大优势是富于铜铁矿,百姓能够私铸武器,借着官府控制力不强而私下练习甚至大规模械斗,平时就能进行基本的战争训练。这些都是丹阳出精兵的原因。
游戏中丹阳兵
东吴政权投降后,三国时代正式结束,但“丹阳兵”令人闻风丧胆的战力,足以流世。到了晋代以后,丹阳郡民风强悍的山越人,或被剿灭,或被安抚出山,渐至被同化,丹阳精兵的光辉岁月就真正成为了历史。
参考:《三国志》、《史记》、《丹阳兵与东吴政权
战国时期采用的外交方式?春秋时期贵族之间的交流大都借助
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春秋外交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自从周公旦“制礼作乐”后,“礼乐”便成了社会的重要纲纪,有安邦定国的效用。
既然“礼”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那担负着重大使命的外交官,就必须格外重视“礼”。他们不仅要把“礼”应用在外交活动中,也要以“礼”为重心来强调个人修养。在笔者眼中,“礼”就外交官们是立身立国的基础。
春秋时期,外交官是诸侯间进行外交活动的重要媒介,他们不仅要传递信息与政令,还要参与和组织会盟。在外交场合,外交官与他国接待人员所使用的交际语言,都是经过缜密的策划、排列和修饰的。因此,外交官常常带有高度的目的性,而外交行动的成功与否,很多时候都仰仗于外交官本身的修养内涵和文化底蕴。
那么,想要成为一名成功的外交官,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呢?
笔者认为,诚信、仪态、忠贞,是春秋时期外交官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这三点也是春秋时期“礼”的重要表现。
诚信
“信”的表象是“言行合一”。对于外交官而言,“信”即是言语真切且不诡辩,不仅如此,外交官最终的行为也应当遵守承诺,万万不可违约,这是春秋时期外交方面最重要的原则,同时也是国与国之间相处的重要凭证。
在《左传》的盟书中,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文字——“我无尔诈,尔无我虞。”这就说明,以诚信为前提、互不猜忌,是当时所有人都应该遵守的准则。然而,盟书中着重强调这一点,也意味着,有一部分诸侯国间的盟誓,是在“尔虞我诈”中进行的。
国君的言行失信,一定会连累国家。而代表国家身份的外交官,能否化干戈为玉帛,常常取决于外交言谈和行动的成败。子曰“言忠信,行笃敬”,正是外交官行为的最佳注解。无论处于何国何处,“信”在当时被视为君子的行为准则,在出使四方时,是尤其重要的。正因如此,外交官更须遵守这一原则,如若不然,就会寸步难行,甚至会损害自身和国家的利益。由楚国子反的言行,就可见一斑。
子反“敌利则进,何盟之有”之言狂妄至极,我们都知道,晋、楚两国结盟不过三载,楚国却基于“利”的考量,打算侵略与晋国为盟的郑国和卫国。笔者认为,此举实是背信弃义的行为。对于一国权臣而言,“信”、“礼”才是与国家前途密切相关的,而子反看重的却是“利”,这种一意孤行的结果,必定是不能免于祸难,因为他已经抛弃了讲“信”守“礼”的基本原则。
《东周列国·春秋篇》子反剧照
不仅如此,外交官在讲话之前,应该谨慎评估言论之可行度,思而后言,言出必行,不可随意或敷衍。如钟仪这样言谈真诚、守信忠君的人臣,便是外交官的典范。他被晋国囚禁多年,却始终不易其志,不忘本、不忘旧,举止不卑不亢,言论出即执行,范文子都赞其“仁、信、忠、敏”,可见,他赢得了晋国的尊重和礼遇。笔者相信,这样的人必能担起晋、楚两国议和的重任。
在笔者看来,失信的外交,一定会导致祸患,如“郑国与王师伐宋事件”。宋国攻打邾国,并掠夺了其田地,随即遭到邾国联合郑国、王师的反攻。宋国向鲁国求救,却在鲁国问“师何及”时说了谎话——“师未及国”。宋国外交官隐瞒真相的行为,被鲁国认为是缺乏诚信的欺骗行为。所以,鲁隐公才怒而止兵,并怨宋之不诚,最终导致了鲁国和宋国的绝交。
由此可见,外交官在外的言行,对于国家而言,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不得不慎重处理。面对与自身使命有所冲突的事情,能行诚信之事的外交官,便容易受到赞许,反之,则容易引发祸端。
仪态
这里所说的“仪态”,并不是指外交官的外貌,而是他看待外交使命的态度。面对攸关国家命运的外交使命,一个成功的外交官应当秉持的态度,就是审慎和尊重。
从仪态就可以看出此人的外交举动是否真诚。对小国的外交官而言,良好的外交仪态,是尤其重要的,因为这是小国与大国周旋的最后资本。
笔者用“孔张失位,吾子之耻也”的事情作为佐证,并进行分析。子产已再三告诫孔张,不得失礼,但孔张仍然迟到又失位,国而无礼,何以求荣?从子产的愤怒和事情的结果,就可以看出,对于小国的外交官来说,“知礼”是相当重要的外交态度。
在笔者眼中,“守礼”是一种对外交尊重的表现,从孔张的行为,就可以看出贵族阶层自律、涵养的不足。时代变迁,贵族教育渐渐没落,便有可能出现类似孔张这样的情况。
《东周列国·春秋篇》华元剧照
我们都知道,违“礼”大多数时候是因为对“礼”的不了解或不慎重,然而,也有人蓄意违背礼节,刻意地表现出对他国的藐视和敷衍,这里又要说到我们的反面典型——子反。
在宋国华元的力促之下,晋、楚两国开启了第一次“弭兵会盟”。晋国遣使到楚聘问,然而楚国却完全没有表现出诚意——子反竟然“金奏作于下”,还向使者透露,如他日国君有幸相见,便“一矢以相加遗”。这样的外交行为不仅失掉了仪态,其咄咄逼人的宣战之意也不言而喻。子反丝毫不把外交仪态放在眼里,他抛弃了“礼”这个立身处世的根本,因此在外交活动中,他自然不会遵守任何规范和盟约,也难怪范文子评价楚国“无礼,必食言”。可以预见,一场新的战争,即将在晋、楚两国之间发生。
综上所述,外交官“知礼”并“守礼”的仪态,代表了其国家的整体风气和思想底蕴。正因如此,许多依礼而存的外交官,便能在外交活动中展现其卓越风采,留下千古美名。
忠贞
外交官持节出使,节是一种特殊的符号,不仅代表了他的任务,也代表了他的国家。聘问时,面对对方不合礼之处,能坚守立场,不辱君命,就是可以被评价为“忠贞”的行为。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诸侯国间的利益纠葛日益严重,外交官面对诱惑时的进退、抉择,也成为了外交方面的重要课题。
一直想要“复霸”的晋景公,无法容忍郯国一直侍奉被中原视为“蛮夷”的吴国,遂派范文子出使鲁国,意图拉拢鲁国一同讨伐郯国。然而,鲁国却“赂之,请缓师”。范文子以“君命无二,失信不立”一口回绝,他认为如果无法完成外交使命,无疑是失信于君且失信于国的行为,无法再立于朝政之中,并以“礼无加货,事无二成”为由,表示“礼”是有规矩的,不允许有贿赂的情况发生,如若不然,就是“违礼”的行为。范文子以”君命”和“礼法”与鲁国周旋,终于成功使“季孙惧”,进而达成聘问的外交目的。
由此可见,外交官在言行举止方面,一定要合乎礼仪且忠贞不二,不能被诱惑蒙蔽。正所谓“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不合“礼”的赏赐或者宴饮,无论是出于友好、讨好还是其他原因,都应予以拒绝,如此才能正确而正当地完成外交任务。
《东周列国·春秋篇》晋景公剧照
春秋时期,外交官在他国聘问时,很多时候对方的款待会逾越“礼”的规范。我们都知道,“忠于立场”本是外交官分内之事,然而,很多人却因此得到赞扬,这也意味着当时还存在许多外交官违背“礼法”和“忠贞”的事情。宋平公和晋悼公在宴席上用不合宜的舞乐,就为此做了例证。
“桑林”本是天子之乐,宋平公想要以此来招待晋悼公,这明显是逾越君臣之礼的表现。“荀罃辞”是因为他是合格的外交官,知道这是不合身份的礼乐;而荀偃、士匄却坚持使用,他们认为“礼”已不再拘泥于制度,这种想法不但表现出贵族阶层对“守礼”产生了分歧,也凸显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普遍现象。
综上所述,外交官的外交行为,应依“礼”而生,他们的诚信、仪态、忠贞也傍“礼”而存。也就是说,“礼”是衡量外交官是否称职的准绳。
春秋时期,外交官的外交表现,就是一个国家的脸面。因此,身为一名外交官,无论何时,都要时刻提醒自己,要以国家利益为优先考量,并以社稷为重,万不能逾越“礼”的规范。